我们在游戏中长大We were brought up in games

    小学时我叫“春丽”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小学男生，就像现在的网吧少年一样，有一半时间在和电子游戏机作斗争。当年，我作为福源巷小学（四）年纪乙班学习委员的重大任务，就是每天去男孩子们的家里宣读当天作业，并协助大人将班上的坏小子从游戏厅揪出来。

    我是一个爱岗敬业的好干部，常常孤身直闯游戏室抓人，职务之便见识了形形色色魅力巨大的游戏机。拖着鼻涕穿双拖鞋的男同学口袋里穷得叮当响，摸遍浑身，凑齐几个硬币轮番上场，所以一台游戏机后通常围着一大群如饥似渴的小坏蛋。令人奇怪的是虽然实战机会少得可怜，但他们却个个身怀绝技。当时最火的一款游戏叫“街头霸王”，里面人物个个发育成“倒三角”形，成天以打架为生。女的除了体形娇巧一点外,行为却不斯文，常常和彪悍的肌肉男打作一团。上场的人一手摇动握式操纵杆，一手按键出拳踢腿，再出拳再踢腿，两个人打得热汗只滚，围观的都流着口水，看成“眼睛鼻子一巴交”。“打咯里！”“出剁饼！”（一种威力巨大的拳）的吆喝声一浪高过一浪，我通常会抓住时机走过去，顺着口音将我们班的伢子拖出来。

    记得总有个瘦男生会被抓住，他太投入，每次别人都溜了，而他直到被我揪住耳朵才会从战场上回过神来。久而久之他们都在背后叫我“春丽”。一次，我答应被抓的人不向老师告发，条件是说出谁是“春丽”，从那天起我知道了一个号称“世界最强女性”的漂亮妞，能打出三种气功波，能耍速度极快的无影腿。我开始和“嫌疑人”沆瀣一气，放学就站在游戏室看他们打斗，虽然当时没有切身参与，却因此丢了“官帽”。

    中学养起“电子宠物”

    小学毕业那年，即上世纪90年代初，我终于得到一台属于自己的游戏机。当时，掌上游戏机与家庭式游戏机几乎同时出现，不同的是家庭式游戏机生命力似乎要长一些，而掌上游戏机在多年的销声匿迹后，又生出了PSP这样的优良品种，价格也由百来元飙升到数千元。

    我当时的宝贝不过150元一台的简单玩意，却是眼巴巴盼了很久才获得的升学奖励。手里捧着游戏机，我开始特别喜欢往人多的地方钻，打俄罗斯方块，将音乐调得震天响，边打边从玻璃反光里计算今天收到多少个注目礼。这种幸福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天，直到开学后游戏机被老妈没收，而我的两个大拇指，也长出一层老茧。当时嘴馋，我曾明码标价：一包酸梅粉、一颗大大泡泡糖，就可让同学拿着我的白色外壳、红色按钮的长方盒子玩上一局。起初我吃得过瘾，慢慢发觉这个生意并不合算，我母亲因此所花费的电池钱，足够买几打的酸梅粉。

    游戏机被没收后，只好去弟弟家玩连接电视的插卡游戏机，我爱“超级玛丽”，他爱“魂斗罗”，每次要等他枪林弹雨地过了全关，才轮到我又蹦又跳地顶窑砖采蘑菇。虽然过了游戏瘾，但是虚荣心却再未得到满足。

    在情窦初开、“母”爱萌生的中学时代，还曾有一种来历不明的“电子宠物”旋风般空降长沙，我们这些连自身发育都未完成的低年级女生一窝蜂地在腰间挂起自己的“崽”，凑在一起交流“带崽”心得。很不幸这些宠物对一个课业繁忙的未成年女孩来说太难照顾，在我的第四只“哈利”夭折时，“电子宠物”这个名字和那些冤死在各处的阿猫阿狗一同烟消云散。直到多年以后，它才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电脑屏幕一角，挂着宠物头衔，再也不奢望被长沙“新游戏一代”挂着满街跑了。

    大学岁月疯狂“练级”

    令人兴奋的是电子游戏的春天，开放在我人生的春天里。网络游戏自打领到准生证就以最茁壮的方式成长，微型电脑的出现变革了整个时代，同时彻底颠覆着游戏招数。或许谁都不曾想过可以和千万里外的某个人一起玩游戏，一起组队、作战，尽管今天这一切已变得相当自然。我们开始了“打怪”、“巷战”、“拼装备”等数场升级大行动。

    长沙的“新游戏一代”，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新游戏一代”，并肩作战，对手不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练级”这个词成了二十一世纪以来最普遍的游戏口号，几乎任何一款网游都险恶地设置了花里胡哨的级别、身份，它以不可思议的媚术勾引着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

    风暴来袭之初，我正呆在大学校园里优哉游哉，自然成了先头部队。我整日操练，憧憬有一天成为顶级玩家。所幸我早拥有了身份证，不用杀得正欢时，担心被警察叔叔逮住，或者被网吧老板塞到桌子底下来逃避稽查。事实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在游戏区不断地说话，提出和回答古怪问题，希望得到注视，希望虚荣再被满足，而沉溺的结果是学期末近400元的重修费和惨不忍睹的成绩单。

    现在我毕业了，“新游戏一代”的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玩着新游戏，平时工作时紧张，但闲暇时，网络游戏却让我放松，在键盘的敲击下，没有硝烟，但过足了武侠或战争的瘾。